原创 柴斌 东方红啦

1955年4月12日，一封电报由广东外事处紧急发往北京外交部。

电报的正文并不长，只有简短的几段话，但所汇报的情况远非字数可以估量：

“外交部并报华南分局：

香港新华社今晨来电报告关于我赴万隆人员所乘印航机中途失事情况如下：据路透社十一日未证实消息称，该机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以北一百涅失事下降落海。该机最后同香港机场联络时间为下午六时二十五分(按该机在港起飞为下午一时)……”

此电报所说之事即“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4月11日下午，中国出席亚非（万隆）会议代表团的包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从香港飞往雅加达的途中，于北婆罗洲附近的南中国海上空突发爆炸。飞机坠入海中，中国代表团成员和随同采访的中外记者共11人（其中新华社记者3人）全部丧生。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中遇难的3位新华社记者遗像，他们分别是李平、黄作梅、沈建图（由左至右）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一出，国内外震惊。更令人惊心的是，这架飞机原计划是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和代表团一起乘坐的，只是后来计划有变才惊险避开这一劫难。

是飞机故障还是另有玄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为印度国际航空公司所有，是一架式749A型飞机。当年，为了参加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中国外交部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协商，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作为代表团参会的专用包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

“克什米尔公主号”性能优良，共飞行过11163小时，机组经验丰富，飞机于4月8日在孟买接受过检查，获得适航证明，并在8日当晚做过一次往返新加坡的试飞，如此充分的准备，所有人都很难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会出现意外。

事故发生后，对人员的营救与案件的侦查迅速展开，相关部门很快意识到这是一起人为的、有预谋的袭击。在印尼调查委员会关于飞机失事的调查报告结论中显示：“……上述事实合并在一起，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了曾有不知名的人把一个凶残的机器放置在右轮舱内，其目的大概是破坏这架飞机。由于当飞机停留地面时，从轮舱下面蒙皮的开口处很容易探入这一部分，这个人做到这件事是比较容易的。”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一个妄图袭击周恩来的阴谋浮出水面。

策划炸机，重金买凶

在亚非（万隆）会议召开前，国民党特务获悉：周恩来将率中国代表团，包租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飞往雅加达，专机将在香港启德机场短暂停留加油。国民党特务受美国中情局特务的启发，决定趁飞机停留加油时，安放炸弹炸掉飞机，谋害周恩来。

指挥此次袭击行动的是国民党在香港的情报站站长赵斌成，又名赵建中，直接指挥者名叫金建夫。他们找到名为张祖顺的海员，通过他在“四川”号货轮上的职务之便，将炸弹从基隆秘密运往香港。后有资料显示，国民党情报人员此次使用的炸药正是由美国中情局提供。接下来就是选择一名能够接近飞机的实施者。

经过一段时间侦察，一位名为周驹（又名周梓铭）的机场清洁工进入了特务组织的视线。1955年3月下旬，一名姓吴的国民党特务多次联系周驹，暗中询问他是否愿意“担任破坏一架共产党飞机的任务”，周驹一开始害怕，拒绝了对方的请求，紧接着姓吴的国民党特务开出60万元港币的巨额报酬，并且承诺帮助他安全撤退到台湾。在国民党特务的软硬兼施下，周驹接受了对方的条件。

1955年4月11日上午，在特务的帮助下，一枚茶杯大小的炸弹被送入机场，交到了周驹的手里。当时“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周围并没有严密的监控，机场警方的监视重点集中于机场入口和行李通道。机组成员则因为用餐的关系，除了一名机械师外并没有其他人在飞机上。周驹趁打扫的机会，将定时炸弹放置于飞机右边的引擎部位，并哄骗领班说那是一包西药。放置成功后，他不等放工的时间，便通过铁丝网离开了机场，在特务的接应下返回了之前居住的酒店。

悲剧发生

4月11日下午1时，中国代表团登机，“克什米尔公主号”离开香港启德机场，向目的地雅加达飞去。起飞5小时后，在距海面18800英尺的高空飞行的飞机内，突然听到了一声沉闷的爆炸声——飞机右翼第3号发动机吊舱后面局部起火。烟雾立即经过冷空气导管进入机舱，火势蔓延得非常迅速，浓烟进入驾驶舱，使得能见度几乎为零。

飞机高度迅速下降，机组成员在极度不利的情况下尝试水上迫降，并用无线电发出了遇险信号。但随着驾驶系统相继失灵，飞机右翼先冲击到水面，之后机头入水，空难发生了。搭乘“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和记者等8人，以及波兰、奥地利的2名记者和1名越南工作人员共11位乘客全部遇难，震惊国际。

打捞出的飞机残骸

4月12日，“克什米尔公主号”爆炸的第二天，中国外交部立即向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提出质问，新华社等媒体强烈谴责国民党特务蓄意谋杀，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对此应负严重责任。

作为本次炸机案的直接执行者，周驹最开始知道得手的消息后，内心是有一些得意的，他在向同族人显示自己的本事时，透露了自己参与炸弹放置的事实。但随着港英当局调查的深入，他开始感到害怕，并想办法逃离香港。

在外交部强烈要求及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香港当局不得不表示要积极侦办炸机事件，表面上是雷厉风行地展开了一连串的调查，并严厉追查台湾的情报组织。从4月18日起至6月11日，审讯了88人，其中19人被押，后又逮捕了8人。

但是，不仅炸机案指挥者赵斌丞等人不见踪影，直接凶手周驹也早已无影无踪。港英当局在长期的调查后确定了周驹的罪行，9月3日，香港警署以阴谋杀人罪对周驹发起指控，并要求台湾方面引渡周驹回港受审，但台湾方面于12月14日拒绝了引渡要求，间接坐实了周驹的罪行。

与死神擦肩而过，出席万隆会议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发生后，国际舆论震动。

正当特务们准备弹冠相庆时，他们获知：周恩来并没有在“克什米尔公主号”上。此时周恩来尚在昆明，之所以没有上“克什米尔公主号”，是由于时任缅甸总理吴努希望周恩来在赴万隆会议开幕前三四天能先到缅甸首都仰光，就会议相关事宜预先磋商，在认真考虑之后，周恩来决定先到昆明，然后由昆明直飞仰光与吴努见面。而“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则承担了运送工作人员、记者及代表团物资的任务，从香港出发直接飞往雅加达，正是这个临时出访的决定使周恩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万隆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尼。这是他在招待会上同印尼总统苏加诺（右二）、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右一）交谈

对于这种突发情况，其余代表团成员和云南当地领导力劝周恩来取消前往万隆的计划，缅甸总理亦发电报希望周恩来慎重思考是否继续参加会议。但周恩来并没有被这些恐怖手段吓倒，他参加亚非会议的决心没有丝毫动摇。4月14日，周恩来按计划与其余中国代表团一行14人登上另一架飞机“空中霸王号”飞往仰光，之后前往雅加达。

1955年4月18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参加。在会议中，周恩来秉持“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的态度，充分缓和了亚非国家对中国的偏见与敌视。他在会议中提出了著名的“求同存异”命题，在帮助亚非各国之间相互理解支持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55年4月19日，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全体会议上作补充发言。这18分钟“求同存异”的补充发言征服了全场，树立了新中国真诚友好的形象

在会议上，他用洪亮的声音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距今已有六十多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此次空难的相关资料也在不断公开，事件的拼图越来越完整。今天的我们重新回首当年的历史，触摸事件的脉络，更能深刻地体会到身处事件中人的坚强和那份惊心动魄。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档案选编[M].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2]徐京利著.解密中国外交档案[M].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5.

[3]蒋本良.也谈“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机事件——根据外交部原始档案[J].百年潮,2006.

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保密观”“”“国家人文历史”、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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